“我們去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不能讓消防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冒險救援。避免不必要的傷亡。那天，現場有多少氰化鈉，我們沒有掌握。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如果不是有A級防護裝備，有檢測儀預警，也許第一次走到礦洞口，就會發生中毒和不必要的傷亡。”
“很多時候，面對不明化學環境的莽撞救援，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合理的救援程序，必須先弄清楚現場的有毒化學成分，有的放矢地救援。如遇到重特大涉及危險化學品的泄漏事故等，則更需做好相應的前期監測和預判，為后期救援提供參考，對救援人員給予相應的保護。”
多種劇毒混雜，每一種都足以致命，情況危急。
他們穿著最高級別的A級防護服，拿著能快速測算多種劇毒的檢測儀器，走在救援隊伍的最前列，為消防人員測毒開道。
儀器多次報警，他們要求全員撤離，指揮所后撤500米……
他們是華南地區唯一的國家級化學中毒事故救治隊，由76名醫療、護理、科研、應急專家構成。
如果遇到化學中毒事故，需要專家們現場采樣、處理，他們就會穿戴上各種級別的防護裝備，深入毒化現場。
他們說：“我們去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不能讓消防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冒險救援，避免不必要的傷亡。”
有數據統計顯示，自1996年至今，20年里，這支隊伍共現場調查、治療全省范圍內的化學中毒事件不下百起，只有一次，動用了最高級別的A級防護。
21日下午3點，南都記者探訪了這支隊伍，他們正在進行各種實驗，捕捉極其微量的有毒有害物質。
進行預防性檢測，是他們最常做的工作之一。
多種劇毒，每一種都致命測毒專家讓指揮部后撤500米
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是華南地區唯一的國家級化學中毒事故救治基地，同時也是華南地區唯一的國家級核輻射事故救治基地。
時間拉回到2005年5月26日晚，廣東省職防院毒化監測所（以下簡稱“毒化所”），當晚值班的工程師黃振儂接到了醫院應急辦和院長打來的緊急出動電話———省內某山區一所金礦，發生礦難，事故中有多名礦工中毒，仍有兩名礦工在礦難現場未被救出。
黃振儂和毒化監測所所長吳邦華，會同3名醫療專家，連夜出發，次日凌晨3點趕到了事發地。
查驗了被救礦工的中毒情況后，3名醫療專家留在了醫院指導救援。而吳邦華、黃振儂則繼續向礦難現場挺進，那是一個距離醫院還有2小時路程的山旮旯里的一座小型金礦。依然使用的是氰化鈉（劇毒物質）這類化學品對黃金進行提純的土法煉金術。
“27日上午10點30分，抵達金礦。礦洞外有一個臨時搭建的指揮所，目測有白色濃煙冒出。于是，我們立即戴上了防毒面具進行實地監測。”現在已然退休的黃振儂對十年前的事情記憶猶新。
當時，他倆攜帶的檢測儀遠遠不如現在的尖端檢測儀，只能夠測出6至8種常見有毒氣體。
“走到距離礦洞10米位置時，檢測儀就開始報警了。而走到礦洞口，數據顯示，一氧化碳240毫克/立方米，氰化物18毫克/立方米，嚴重超標；同時還有過警戒值的二氧化硫……”兩人簡單商議后決定后撤。
“氰化物這類物質可通過皮膚吸收，導致中毒。而且現場環境不僅有氰化氫、還有二氧化硫等酸性物質，加上地熱、滲水等，存在不可控化學反應的可能。不僅沒有A級防護服的我們需要撤退，指揮部也需要往后撤退500米”，吳邦華回憶道，在指揮部后撤的同時，現場調集了水泵開始抽取礦洞里的積水。
直到下午3點，礦洞口再無明顯的白煙冒出。倆人才開始穿上厚重的A級防護服，身背壓縮空氣、戴上給氧面罩，完全與外環境隔離后，再一次進入洞口。
這時候，有檢測設備的兩位專家，是走在救援消防隊員前面開路的。“消防隊員也有防護，但遠不如A級防護服隔離得這么徹底。”
洞外沒有報警，洞口沒有報警，進入僅1人多高的主坑道10米后，儀器開始報警。
地下有積水，礦洞兩邊怪石嶙峋，沒有絲毫的電力和照明，即便身穿A級防護服，身背壓縮空氣，能夠支撐30分鐘內部供氧，二人也只能深入坑道150米。而此時，儀器讀數顯示：一氧化碳1728毫克/立方米、氰化氫46。8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58.1毫克/立方米。任何單一的化學成分，都足以致命，何況是三種疊加。“于是，第二次后撤，撤至指揮所時，兩人的壓縮空氣基本用罄。而洞口又開始冒出濃濃的白煙。”
考慮到當時礦井內有巨量的有毒氣體，兩名失聯礦工又毫無防護措施，生存幾率已然極低。兩名專家建議利用礦洞的另一側天井進行自然通風，將有毒物質稀釋，同時明確警戒線內要嚴禁閑雜人等進入，同時調取三籠小白鼠進行試毒。
又過了一晚，黃振儂、吳邦華兩人依然是帶著儀器，率領消防隊員再一次進入礦井里。這一次，一直走進了礦洞800米處，也就是主坑道的盡頭了。
可地熱和依然持續的化學反應，讓消防員感覺非常不適。于是救援隊繼續后撤，并在800米、700米、500米處放置了小白鼠。“這一天，儀器始終沒有報告有毒氣體，但再往下走，就是更為狹窄、積水更深的采礦斜井，只能再次后撤。”
隨后的日子，2人會定期進入礦洞檢測有毒氣體數據，去查看了堆放氰化鈉的廢棄礦洞。觀察白鼠情況，但就是無法深入斜井。
直到事件發生后的第七天，兩人帶領的救援隊，才在滿是積水的斜井口，發現了兩名遇難礦工的遺體。而此前被救出的7名礦工，已有5人死亡。整個礦難，導致7名礦工遇難，但參與救援的消防隊員、礦山救助隊伍，無一人中毒。
“其實，我們去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不能讓消防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冒險救援。避免不必要的傷亡。”
吳邦華表示，隨后的事件分析顯示，應該是礦主將氰化鈉等物品堆砌在廢棄礦洞內，在地熱、火災、爆炸的作用下發生了化學反應，形成了劇毒的氰化氫、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物質。“至于現場有多少氰化鈉，我們沒有掌握。只是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如果不是有A級防護裝備，有檢測儀預警，也許第一次走到礦洞口，就會發生中毒和不必要的傷亡。”
不明就里的救援導致接二連三的死亡
黃振儂表示，一直以來，缺少化學知識的人們，在開挖坑道、清理機器殘渣、扒開管線槽、下水井、化糞池時，總是近乎赤裸裸的暴露在潛在的有毒、劇毒氣體面前。由此釀成的慘劇也不在少數。黃振儂說：“這類問題直到現在都沒有好好解決，就在去年，某地民工在扒開化糞池清理時，還出現了兩人死亡的情況。”
而類似的事件，往往和硫化氫、磷化氫等劇毒性氣體中毒有關。在吸入一定含量該類氣體時，往往是細胞內窒息，停止氧合作用后閃電式死亡。
職防院處置過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03年某區一家土法煉油作坊內，發生兩人快速死亡事故。
“該作坊是一種收集各種機油、油料，經過水煮加熱后，將懸浮層重新萃取為油料的民間作坊。事故發生在一次機器廢渣處理環節。一名員工幾乎毫無保護地進入到機器內部進行廢渣處理。很快就趴在了廢渣堆上毫無動靜，隨后老板下去施救，也很快趴在了廢渣上。”
吳邦華表示，類似的情況處理，應該是盡量通風、排氣，并做好足夠的化學防護，比如至少要戴上防毒面具后才能進入現場清理。可現實的情況是，人們在進行相應不明環境的救援時表現得非常無知、無畏。
職防院專家趕到事發現場時，通過儀器發現了硫化氫類的物質濃度極高。隨后做好防護，進行了通風、抽氣等舉措，使用撿氣管、氣袋等設備進行實驗室檢測，結論依然是硫化氫、磷化氫類劇毒物質。
這么多年來，類似的事故，在化糞池、污水處理清渣、垃圾填埋場都時有發生，此外排水溝、電纜溝等垃圾積累較多的溝渠也時有發生，再就是地窖、深井，往往是一人中毒死亡，導致一串同樣毫無保護的救援人員中毒死亡。
“其實，稍微有一點科學救援常識，類似的悲劇根本不會發生，或者根本不會導致如此重大的傷亡”，吳邦華說。
很多時候，面對不明化學環境的莽撞救援，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
合理的救援程序，必須先弄清楚現場的有毒化學成分，有的放矢地進行救援。“如遇到重特大涉及危險化學品的泄漏事故等，則更需做好相應的前期監測和預判，為后期救援提供參考，對救援人員給予相應的保護。”
惡臭引起集體中毒檢測后對癥救治
和礦難現場的驚險相比，吳邦華、黃振儂處理的其他化學救援就顯得簡單得多。很多時候都是對送來的樣本進行分析、試驗，即便需要出動前往現場，也僅僅只需要一般的防護。
2001年，毒化所接連處置了兩起惡臭氣體中毒事件。
當年冬天，一架郵政航空包機，在運送貨物至機場時，發生了巨臭化學品包裹致使5名裝卸工人中毒的事件。
這一次，吳邦華單獨出動，趕到了空曠的機場停機坪。“當時，被打碎的化學品包裹已經被清理了，但現場仍保留了不少被化學品污染的其他包裹。”
當時，吳邦華戴上了防毒面具，即便如此，也能明顯感覺到那種腥臭無比的刺激性氣味。
他將被污染的包裹用密封包采樣，然后叮囑現場裝卸工人保護現場，停止裝卸，避免再有中毒事件發生。“在此之前，已先后有5名裝卸工人因惡臭而惡心、頭痛、頭暈。”
對取回的樣本進行簡單處理后，實驗室的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很快就檢測出了劇臭化學物品的成分：硫醇、硫醚類物質。“主要是那種動物蛋白發臭后的刺激性巨臭，讓人無法適應。當時的濃度還不至于達到中毒的濃度，5名中毒工人隨后進行了對癥治療，很快康復。而后續的郵包裝卸，我們給出了相應的勞動保護建議，比如戴上擁有活性炭吸附功能的防毒面具，然后再裝卸。”
也就是同一年，珠三角城市某學校在進行擴建時，也發生了巨臭氣體造成30多名學生感覺不適的情況。
當時，職防院攜帶了不少設備進入現場監測。在擴建工地設了一個點，在學生宿舍設了一個點監測，結果現場監測和樣本化驗后發現，挖掘點泥土內含有大量化合物，并非劇毒物質，但氣味極其難聞。
明確原因后，對反胃不適的學生進行對癥治療，事態并沒有再度擴大。隨后的調查發現，事發工地原來為一家化工廠，在其搬遷時，擅自對企業內的廢棄化學物進行簡單填埋，再次施工時，就挖出了這么一個巨大的“臭蛋”導致大量不適。
發生在醫院的毒化事件改寫了醫療器械的檢測
醫院原本是安全、無毒、無菌要求程度最高的地方。但偏偏在醫院里，也潛藏著一些低毒、低害的化學成分。一旦被體弱、抵抗力差的患者攝入，則可能帶來嚴重的不良反應。
2007年，珠三角某地一家三甲醫院，在先后對5名先天性心臟病患者進行了根治性手術后，均發現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肝功能異常現象。醫院排查了用藥、手術器械和手術室等諸多可能后，依然找不到原因。于是求助到了省職防院。
在綜合考慮了各種因素后，職防院專家團隊決定將當時手術后使用過的體外循環系統、一套新的未使用過的體外循環系統，以及用于體內循環的注射液帶回到廣州進行檢測。
檢測后，注射液沒有發現異常。
而使用過的體外循環系統內，檢測出高濃度的苯乙烯和二氯甲烷。
專家同時對新的未使用過的體外循環系統采取了模擬實驗，使用手術時使用的注射液開機循環兩小時。結果，在這套未曾啟用的設備里也檢測出了苯乙烯和二氯甲烷，這兩種化合物都屬于肝毒性物質。
由于涉及到醫療器械的安全性問題，報告很快反映到了當時的廣東省衛生廳，而這一涉及體外循環機（即氧合分離器）的潛在危害報告，又同步轉呈了省食藥監局、國家食藥監總局。
國家食藥監總局次日就發了全國性的通報，要求停用該企業生產的氧合分離器，并派專家前往生產廠家進行現場調查，記錄了生產該機器的現場全過程。最后發現該器械生產環節中的塑料管道銜接時，使用了含有兩種測出溶劑的有機膠水。
“這些膠水在管道粘合后存放時間不長，未進行足夠通風就封裝，而先天性心臟病小孩又特別敏感。所以引發了接連五名先心孩子肝功能受損的情況。”
原因一經查明，國家食藥監總局隨后又再次發文，對該類醫療器械中的二氯甲烷、苯乙烯類有機溶劑殘留，當成一個出廠必檢項目。“這算是我們對全國同類先心病患者做出的微末貢獻，減少了他們在體外循環過程中，發生肝損害的可能性。”
發布日期：2015/08/24
